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。

开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，玄宗又下令，将由他治下的辽阔疆域，划分为京畿、都畿、关内、河南、河东、河北、陇右、山南东道、山南西道、剑南、淮南、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、黔中、岭南十五个道。

把行政层级由中央、州、县“三级制”，改为中央、道、州、县“四级”。

每个道设一名采访使（相当于省长），用“汉六条”来约束他们。

京畿、都畿两道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领，其余采访使从优秀刺史中挑选任命。采访使一般不予更换，除改变原有制度等重大事项需奏告朝廷批准，其余事务允许其视情处置，先行后报。

从上述两项改革可以看出，玄宗的心有多大！

客观的看，实施层级管理，有利于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。但以当时的通联条件，这种做法对节度使、采访使个人品行要求太高，一旦选人不慎或是管控松懈，就会在地方形成独立势力，为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，埋下了隐患。

第三，官员选任渠道过宽，推行论资排辈，靠实干晋身的动力不足，优秀官员很难脱颖而出。想做大唐官员，除了参加科举高中进士，还可通过门荫、荐举、军功，甚至请托等多种方式获取。

科举在唐初实施，女皇武则天时予以规范，但在官员中所占比例不大。

开元十七年（729年），国子祭酒杨玚曾在一次奏疏中指出：“每年进士及第的官员不足百人，而从九品以外胥吏转正的却有两千多人，进士连他们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。听任这种风气蔓延，恐怕没人再肯精研学术，礼义廉耻将日渐倾颓。”玄宗虽然褒奖了他，却并未采取解决措施。

开元十八年（730年）三月，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。裴光庭前文有过介绍，他父亲裴行俭也曾做过吏部尚书，提出的张榜公示制度，成为大唐永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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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光庭接手吏部前，朝廷选任官员通常以能力才干为主，兼看资历年限，特别优秀的可以不论年资越级提升。这就导致一些才能平庸的官员很长时间得不到使用，甚至有人二十多年还呆在同一位置混吃等死。

当然这种情况也带来许多问题，毕竟能力才干不太好衡量。朝中有人，不行也行；朝中无人，行也不行！

裴行俭为解决这一弊端，采取了一种不得已的方式，即论资排辈！能力才干不好评判，资历年限可都是写在纸面的。有了晋升名额，不管能干与否，谁任职时间长谁上，严禁越级提拔使用。

政令下达后，许多长久得不到提升的官员兴奋的手舞足蹈，连连称赞这纸诏令是“圣书”，而那些凭借真本事吃饭的才俊之士，无不埋怨叹惜。

宋璟为之竭力争取也未能成功，此后官员大都不再追求名声政绩，只以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的心态苦熬资历，整体质量一年不如一年。类似姚崇、宋璟、张说这样能力出众之人，再难攀上宰相高位。

裴光庭因此倍受非议，在他死后，太常博士孙琬认为他用人只讲年资，使勤奋的人失去了上进通路，奏请玄宗将他谥号为“克”。

第四，重用苛细官员，只知盘剥苛求，导致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加深。在宇文融前，唐朝宰相都是以文学见长的传统士大夫。武则天在位时，宰相更换虽然频繁也没脱离这一宗旨。

宇文融这样的经济能臣上位，让玄宗尝到了甜头，开始有意识的挑选类似人才。

前宰相杨政道之子杨崇礼，担任太府卿二十余年，为人精明细致，把大唐国库管理的井然有序，库内钱财、货物堆积如山。每年仅驳回各部门的超预算开支，就多达数百万缗，是玄宗极为放心的大管家。

开元二十一年（732年），九十高龄的杨崇礼以户部尚书身份退休。玄宗得知他三个儿子杨慎馀、杨慎矜、杨慎名都以清廉、勤奋着称，便任命杨慎矜为监察御史兼太府出纳，杨慎名为含嘉仓出给（国家粮仓，位河南洛阳）。两人在本职岗位干的都很出色，深受玄宗欣赏。

杨慎矜上奏提议，全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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